导语

决定从希腊来中国时，Ioannis对这里的科研环境并没有太多概念。

作为西湖大学的一名研究助理教授，他与中国科研的第一次接触，始于一次对未知的试探。

在欧洲学术圈，中国科研的崛起常被简化为论文和排名的数字——具体却遥远。真实的实验室是什么样子？科研资源是否充足？课题能否顺利推进？对于未曾踏足这里的海外青年而言，这些问题的答案依旧充满距离感。

在西湖大学深耕数年后，他与另外两位希腊青年学者，对中国科研形成了更为立体的认知。

真正打动他们的，不只是一台台先进的设备，更是一种正在成型的科研生态——密集的平台、高效的协同，以及科研与产业之间愈发紧密的联动。

三位青年科研者的观察，或许只是微观样本，却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中国光学发展的独特视角。当下中国光学，正发生一场低调、深刻的结构升级。

 

来到中国之前，他们眼中的中国科研

对于许多欧洲青年科研人员而言，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目的地。

欧洲数百年的科学传统，在精密光学、天文探测、光学材料等领域积累深厚。相比之下，中国虽发展迅速，但在海外科研群体的认知中仍偏于模糊。

直到真正进入西湖大学的实验室，他们才感受到一个远比印象更鲜活、更系统的环境。

这里不仅有配置完善的实验空间，更有一套高效运转的科研体系：开放共享的平台资源、跨学科协同的研究环境，以及持续且稳定的科研投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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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感受也得到了在校学生的印证。采访中，被问及为何选择西湖大学，两位学生不约而同地提到：“西湖大学的老师数量比学生多，每个学生能获得的支持更充分；这里的平台很先进，有更多机会去施展自己。”另一位学生补充道：“这里的研究者都很年轻、有活力，我们能接触到各个方向最前沿的领域。”

 

麓邦拍摄 | 专访现场

 

学生视角与海外青年学者的感受形成了微妙的呼应，这种认知的变化，也成为他们重新理解中国光学的起点。

当实验室被重新定义
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光学科研面临一个现实瓶颈——高端科研平台稀缺。实验条件不足、关键仪器依赖进口，曾是许多团队不得不接受的常态。

如今，局面已经改变。

国家统计局2025年数据显示，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39262亿元，研发经费总量稳居世界第二，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越OECD国家平均水平。

数字的背后，是物理空间里真实可见的升级。

北京怀柔科学城、上海张江科学城等重大科研平台相继建成投入运行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、神光系列激光装置等国家级科研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；西湖大学光电研究平台等新型科研机构持续成长。

对此，课题组研究员在采访中直言：“中国在科研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，全国范围内都在建设高水平实验室，不只是西湖大学。无论是科研条件还是国际影响力，中国高校近年来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。”

 

麓邦拍摄 | 专访现场

 

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判断。2025年度自然指数排名中，中国已有9所高校跻身全球高校十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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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资源稀缺到平台集聚，中国光学的竞争力，正从单点技术优势，转向科研基础设施的整体支撑能力。

科研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

比设备升级更深刻的，是科研组织方式的变革。

传统科研多以单个课题组为中心，研究边界清晰，推进节奏依赖研究者个人的经验与积累。而量子光学、光计算、光子芯片等前沿领域的探索，早已步入大平台支撑、多课题并行、跨团队协同的工程化科研阶段。

2025年，上海交大无锡光子芯片研究院与图灵量子联合研发的“实用化大规模高速可编程光量子计算芯片关键技术与应用”项目，从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400余项尖端科技成果中脱颖而出，荣获世界互联网大会最高奖项“领先科技奖”——这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个量子计算领域获奖成果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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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案例生动说明了前沿科研的本质变化：中国光学研究正从依赖个人经验驱动，转向平台、组织和协同能力支撑的系统化创新。对年轻科研人员而言，能力结构也随之重塑。

西湖大学青年科研人员深有感触：“如果只谈专业能力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持续学习和处理信息的能力。每天都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出现，学会快速阅读、理解并吸收这些信息，是现代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能力。”

 

麓邦拍摄 | 专访现场

从科研孤岛到产业引擎

科研体系之变，还发生在与产业的联动之间。

过去，高校实验室与产业界之间存在明显断层：前沿研究高度依赖进口设备，本土产业则多集中在中低端配套，两端难以有效联动。如今，格局正在被打破。

随着国产光学元件、精密器件、实验配套设备逐步成熟，越来越多自主研发产品进入顶尖实验室；科研场景的真实需求，又反向推动企业迭代技术、优化工艺——一条从研究到应用、以应用反哺研发的正向循环正在形成。

在此过程中，一批服务科研创新的国产光学企业逐渐成长。它们既是科研发展的受益者，也是科研生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，麓邦便是其中之一。

企业将科研场景中的真实需求转化为产品创新动力，在服务科研的过程中，与中国光学生态共同成长。

中国光学的时代坐标

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，中国光学的发展轨迹愈发清晰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曾将中国光学的发展划分为初创、建设、成长发展三个时期。从建国初期自主建立光学工业体系，到1961年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，再到改革开放后快速追赶，中国光学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道路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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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光子技术前沿蓝皮书》统计，2014至2023年，中国在光子技术领域发表论文103177篇，占全球该领域论文总数40.26%，位居世界第一。量子光学、超快激光、光子芯片、精密光学检测等前沿方向持续突破，论文产出、人才规模、科研平台建设水平持续提升。

中国光学，正从技术追赶者，稳步转向创新参与者与生态构建者。

中欧光学：不同科研生态，共塑同一未来

在三位希腊青年科研者看来，中欧光学并非简单的竞争关系。

欧洲依托深厚科学传统，形成了强调长期积累、跨国协作与精细分工的稳健体系；

中国则凭借持续投入、庞大市场与高效产业响应，在新兴赛道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创新路径。

两种生态各具优势，共同推动着全球光学技术的持续进步。对中国而言，真正重要的并非片面赶超，而是在未来核心赛道上，构建属于自己的体系化竞争力。

结语

从王大珩先生那一代人在空白中拓荒，到今天中国光学迈入全球创新第一梯队，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共同推动着行业向前。

中国光学的发展，早已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故事。它体现在科研平台的建设中，体现在产业能力的成长中，也体现在越来越多国际青年人才选择来到中国、扎根中国的决定里。

采访尾声，我们问三位学者，如果向欧洲同行介绍今天的中国科研，他们最想说什么。

答案不尽相同，但都提到了同一个词——机会。

 

麓邦拍摄 | 西湖大学

 

这种机会，来自不断完善的科研平台，来自持续增长的创新投入，更来自一个正在快速演进的科研生态。

这或许也是中国光学近年来最深刻的变化：它吸引的不只是项目、设备和资金，更吸引着越来越多全球的科研人才，共同参与未来技术的探索与创造。

而三位希腊青年科研者的分享，恰好让我们看见：这场变革不仅写在数据和报告中，更真实地发生在每一个投身于中国科研事业的人身上。